3月12日上午，由陕西省考古学会主办的“2022年陕西六大考古新发现”揭晓。洛南夜塬遗址、旬邑西头遗址、秦汉栎阳城遗址、西安三殿古桥遗址、隋唐长安城朱雀大街五桥并列遗址、靖边清平堡遗址，入选“2022年陕西六大考古新发现”。泾阳蒋刘遗址、秦始皇帝陵兵马俑一号坑、咸阳北城墓地，获评为入围项目。
在陕西省文物局指导下，在省社科联支持下，由陕西省考古学会主办的“陕西六大考古新发现”评选活动到2022年度已是第三次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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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陕西六大考古新发现”评选工作于2022年12月23日正式启动，由在陕从事考古发掘工作的7家具有团体考古发掘资质单位严格把关、层层筛选。2023年2月12日，陕西省考古学会组织评审会15位专家投票评选出“2022年陕西六大考古新发现”入选项目6项，入围项目3项。3月12日，经陕西省考古学会四届三次常务理事会集体表决无异议后通过。
和2023年1月12日陕西省文物局公布的11项“2022年度陕西重要考古发现”相比，尽管有多个项目重合，但也有媒体尚未报道过的“新面孔”，比如西安三殿古桥遗址。 华商报记者 马虎振
西安灞桥区三殿村发现汉代高等级桥梁遗址
正对薄太后南陵及汉文帝霸陵有可能是“南陵桥”，为寻找汉文帝“顾成庙”提供重要线索
西安三殿汉代古桥考古项目正对西汉薄太后南陵及汉文帝霸陵，这也是迄今为止在浐河流域考古发现的唯一一座汉代古桥。根据文献记载推测，有可能为“南陵桥”，这为进一步寻找文帝“顾成庙”提供重要线索。
发现桥桩874根方形和圆形粗木桩年代较早
据考古项目负责人陈爱东介绍，西安三殿汉代古桥位于半引路西侧，东三环东侧，红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西北侧，西距现浐河约400米。
2022年9月起，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为配合灞桥区三殿村片区城市更新项目对勘探发现的古桥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共发现桥桩874根，宗地范围内桥体残长74.64米，宽20.54米。桥桩基本上成排分布，呈西北-东南走向。根据桥桩形制可分为方形木桩、圆形粗木桩、圆形细木桩三种。
根据木桩分布情况及碳十四测年数据分析，发现方形木桩和圆形粗木桩年代较早，布局较规整，应为西汉早期始建桥梁时所建；大部分圆形细木桩位于方形木桩、圆形粗木桩之间，分布规律性不强，且年代较晚，或为西汉至东汉时期修补桥梁时所立。
桥梁废弃后经历了多次河流冲刷及改道
通过观察解剖沟剖面，发现桥桩之上存在着多层因河流流动及改道形成的沙层和卵石层，说明在桥梁废弃后，该区域经历了多次河流冲刷及改道，除木桩外，其他桥梁结构及周边遗物已完全不存。
自古桥发现起，现场文保和各类科技检测工作一直有序进行。采用覆膜保护的手段对木桩进行现场保护；对木材含水率、土壤温湿度、空气温湿度等进行人工监测，为后续预防性保护提供依据；通过碳十四测年、冲积层沙石热释光测年、树木年轮分析、树木种属鉴定等手段综合研究古桥遗址建造、使用、废弃过程。
正对南陵及霸陵汉代帝陵营建的重要组成部分
陈爱东表示，西安三殿汉代古桥是迄今为止在浐河流域考古发现的唯一一座汉代古桥，东西跨度大，南北宽度宽，桥桩密集，是汉代高等级桥梁的代表，为研究汉代桥梁构造及修补过程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该桥正对白鹿原上的西汉薄太后南陵及汉文帝霸陵，是帝陵营建这一汉代重大国家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该桥位于南陵、霸陵与汉长安城之间，为研究汉代道路交通路线提供了重要参考。
根据文献“南陵桥坏，衣冠道绝”的记载，推测其可能为“南陵桥”，为进一步寻找文帝“顾成庙”提供了重要线索，对研究西汉衣冠道及早期陵庙制度变化具有重要意义。
古桥和长安城之间道路沿线可能就是“衣冠道”
什么是“衣冠道”？“顾成庙”又指的是什么？古人认为，立庙是关乎宗族事业的大事，而帝王立庙关乎社稷兴亡。所以，西汉时期的皇帝大多在生前就已为自己选好了庙所。《汉书·文帝纪》记载，“（四年）作顾成庙”。即汉文帝四年建了顾成庙，这也是皇帝生前立庙的滥觞。此后景帝建有德阳庙，武帝建有龙渊庙。
陈爱东介绍，汉代有一种特殊的“月游衣冠”制度，规定帝王陵寝中所置衣冠每月要从陵寝拿到庙里去祭祀，由此产生的道路叫做“衣冠道”，即从陵到庙的道路。汉景帝阳陵的罗经石遗址被认为是景帝的孝景庙，号“德阳宫”，说明在景帝时庙已经在陵上了，所以汉阳陵的“衣冠道”是陵园内部的一条道路。但汉代更早时期比如文帝时期的陵庙制度是什么样的，现在还不知道。这条古桥遗址的发现为探寻文帝的“顾成庙”提供了重要线索。
“我们认为，可能顾成庙就在三殿古桥遗址和汉长安城之间的道路沿线上，而这条道路可能就是文献所说的‘衣冠道’。根据‘南陵桥坏，衣冠道绝’的文献记载，如果这座古桥就是南陵桥，那么就是因为这座桥的毁坏，导致了从文帝霸陵到顾成庙‘衣冠道’的断绝。”
“原来认为顾成庙在陵上现在可能被推翻了”
根据文献记载，武帝前往文帝顾成庙祭祀，路途遥远无离宫，且荻竹丛生难以尽除，文帝之女、馆陶长公主、武帝时又称“窦太主”的刘嫖，把长门园献出来给武帝，作为皇帝去顾成庙祭祀途中住宿之地。汉武帝非常高兴，把长门园改为长门宫。刘嫖的“面首”董偃则因向刘嫖献此计，未被武帝追究“私侍汉主”的“不测之罪”。可见顾成庙距汉长安城较远，去祭祀需在长门宫休息一晚。
陈爱东介绍，根据近年考古发现，新寺遗址可能就是长门宫遗址。根据新寺遗址位置进一步推测，如果是在长门宫休息一晚再继续赶路的话，顾成庙也有可能在文帝霸陵附近。所以关于顾成庙的位置目前有三种观点，一是文献记载为长安城南，二是刘振东先生考证在长安城东南远郊，三是在文帝霸陵附近。
这次三殿古桥遗址的发现为顾成庙的位置提供了新的线索。文献记载“孔臧为太常，三年，坐南陵桥坏，衣冠道绝，免。”由此可知，南陵桥和衣冠道存在密切关系，因为“桥坏”导致“道绝”，进一步导致孔臧被免。如果顾成庙就在霸陵附近，由陵到庙之间必然有一条衣冠道。该条道路在武帝时期的“断绝”是因为“南陵桥坏”，那么南陵桥也应在附近。
此次发掘的三殿古桥遗址位于浐河之上，如果其为南陵桥，其是否毁坏都不会影响到霸陵上衣冠道的断绝，因此顾成庙不应在霸陵之上，其位置应在三殿古桥遗址至长安城东沿浐河一线的道路附近，与刘振东先生认为的长安城东南远郊这一观点较为接近。由此，可进一步推测陵前立庙这一西汉的陵庙制度在文帝时并未出现，在汉景帝时期才正式确立。 华商报记者 马虎振（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供图）
洛南夜塬遗址出土12000余件石制品
实证我国百万年以上的人类史
洛南夜塬遗址出土12000余件石制品，实证我国百万年以上的人类史。
遗址在一处孤立的岗地之上地层堆积深厚
据项目负责人张改课介绍，1995-2013年，位于东秦岭地区洛南盆地的旧石器考古工作取得了长足发展，成为中国旧石器遗址分布最密集、出土石制品数量最多的地区之一，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同时，洛南盆地的旧石器考古仍有一些亟待探索和解决的科学问题，有赖于继续探寻和发掘早于25万年的旷野遗址和时代稍晚的洞穴遗址。
夜塬遗址发现于2011年，位于洛南盆地西部，处在南洛河与其南部支流县河之间的第二级阶地部位，属于旷野类型旧石器遗址。遗址处在一处孤立的岗地之上，地层堆积深厚，具备完善和细化洛南盆地旧石器文化发展序列的可能。
第36层形成于距今110万年前甚至更早
发掘证实，遗址地层堆积厚达24米，可划分为36层：第1-4层为表土和近现代堆积，第5-35层为旧石器时代堆积，最底部的第36层为含石制品的河流相洪积-砂砾石层。总计出土石制品12000余件，类型包括备料、石核、石片、修理的工具、断块和碎屑。
经河流阶地地貌研究、黄土-古土壤地层序列对比、磁化率分析、光释光测年可知：夜塬遗址下部含古人类文化遗存的第36层在不晚于距今110万年前的早更新世晚期便已形成，当时人类的石器加工技术属于简单石核石片技术体系，工具主要为简单修理的砍砸器、刮削器等；距今约78万年至25万年前后的中更新世早期至中期，石器工具中新出现了单面修理、形态较规整的手镐；从距今约25万年的中更新世晚期开始，人类活动进入繁盛期，并一直延续至距今10万年左右的晚更新世早期，古人类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物，在石核石片技术发展的同时，新出现了形态规整、修理精细的手斧、三棱手镐、薄刃斧、大型石刀等具有阿舍利技术特点的工具。
构建起了洛南盆地百万年来古人类石器技术发展脉络
张改课表示，夜塬遗址考古发掘的主要收获和意义可以概括为四点：
首次完整揭露了洛南盆地第二级阶地部位的地层堆积物，获得了盆地内深度最大、序列最完整的地层剖面，对于建立洛南盆地的标准地层剖面、构建旧石器遗址年代序列、研究不同时期古人类活动强度与环境变迁之间的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确认了洛南盆地存在百万年前人类活动的证据，实证了我国百万年以上的人类史，将洛南盆地人类活动的历史向前至少延伸了30万年，进一步彰显了陕西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对研究中国远古人类与文化的起源与早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出土遗物数量众多、内涵丰富，且在不同时期地层中均有发现，初步构建起了洛南盆地百万年以来古人类石器技术的发展脉络。洛南盆地古人类石器技术的发展脉络与秦岭南麓的汉中盆地、秦岭北麓的蓝田地区在宏观上具有较多的一致性，并以阿舍利技术更加流行为显著特色，因此对洛南盆地和整个秦岭地区旧石器文化的发展演变过程的研究均具有重要价值。
再次发现有层位关系清晰、种类和数量较多的阿舍利类型石器组合，进一步确认了该类器物在洛南盆地及秦岭地区流行时代为中更新世晚期至晚更新世早期，初步证明简单石核石片技术与阿舍利技术更可能为不同时期人群所掌握的石器技术，反映了中更新世晚期一次重要的人群迁徙扩散和文化交流事件。因此，这一发掘成果为中国境内阿舍利技术的出现和流行时代、早期人类的迁徙扩散及旧石器时代东西方人类文化交流等问题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 华商报记者 马虎振（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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